剛接觸日本作家葉真中顯小說《Blue》的相關資訊時，大約很難擺脫「平成」與「時代」這幾個字眼──出版社的簡介會這麼寫，不少網友的心得也會這麼寫，而且從簡介中還會知道：故事裡有個角色在平成開始之日出生、平成終結之日死亡，名字叫做「青」，親近的人叫他「Blue」。角色的名字就是書名，加上生卒日期的設定，葉真中顯寫《Blue》，以與平成同日生滅的Blue來講一個時代的企圖，相當明顯。
不過，暫且別管這種好像與大時代有關的東西（事實上，與20世紀先前的其他年月相較，平成時期算得上是相當和平的時期），還有其他進入這個故事的角度。
《Blue》是本廣義的推理小說，其中有兩樁命案，每一樁的受害者都不只一個，角色們還與其他非法事件有關。葉真中顯不是用宏觀角度講述整個時代，然後提及其中的犯罪情事，而是採取對小說而言比較合適的方式──聚焦講角色的遭遇，從這些遭遇去反應時代特色。
是故，倘若有個讀者對「平成」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時代毫無概念、對那些年當中的世界情勢、日本的社會狀況及流行文化沒有任何理解，讀《Blue》也不會有問題。對這樣的讀者而言，它會是一本以一個關鍵角色、兩起相隔約十五年的命案，以及從該角色及命案輻射出去的、包括受害者及家屬親友、調查的警方人員、協助凶手以及被凶手協助等等相關角色組成的犯罪故事。
這麼讀這本書是沒什麼問題的；或者說，這麼進入這個故事，或許比較不會有壓力──就是讀個犯罪故事，不用在意什麼時代意義，而且，這犯罪故事本身就蠻好看的。
只是，這麼讀難免有點可惜。犯罪小說不見得指涉特定時代，但《Blue》相當確實地扣緊平成時期的日本社會狀況，從家庭結構到經濟發展，從流行元素到社會案件。對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讀者而言，可以驗證自己的經驗、了解角色們的行事動機；對沒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讀者而言，可以從角色們的遭遇，反過來勾勒那個時代的樣貌。
（說到這裡，想起佐佐木讓的《警官之血》，用一家三代警察的故事講述了日本從二戰之後到新世紀伊始的社會變化，寫作更有野心，不過因為時間跨度更大，所以對單一時期的描述比較沒法子像《Blue》放進這麼多面向。）
日本的平成時期從1989年1月8日開始，到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位結束，總共有三十年又一百一十二天。如前所述，與20世紀的前2/3相較，平成算得上是相當和平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日本是同盟國中撐到最後才投降的國家，接著有一段被美國政府大力干涉內政的時期；但是到了三十餘年後的20世紀八零年代，日本已經走出戰敗的蕭條，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及科技強國。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裡有個橋段，很能表現這種令人驚異的變化──生活在1985年的主角馬蒂（Marty McFly）找生活在1955年的博士（Emmett “Doc” Brown）修理時光車，博士找出一個零件，說這東西是日本製的，難怪會出問題；馬蒂回嘴，「博士，你在說啥啊？所有最好的東西都是日本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蘇兩個強權開始扶植各國親己勢力，在不同國家進行區域性的戰爭，四零年代末期到八零年代初期是這類戰爭的高峰，但到八零年代中後期，以蘇聯為首的陣營出現經濟發展危機，區域性戰爭減少，柏林圍牆在1990年倒塌，蘇聯在1991年末解體。亞洲的韓國有激烈的民主運動，台灣在1987年終於解除全世界最長的戒嚴時期，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都快速成長，在平成開始的1989年，世界似乎正要進入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當然，那時沒人料到半年之後中國爆發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爾後中國雖然也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迅速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體之一，但從六四的狀況看來，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著眼的只在經濟層面，到了一個程度之後政治層面就開始緊縮、甚至開倒車了。
總之，平成的開始似乎很不壞，但快速成長的經濟帶來過度膨脹的投資熱潮，1989年正是高峰，日經指數在同年12月達到近四萬點的高點，然後開始下滑。隔年房市跌價，再來是土地貶值，到了1992年，股市跌掉超過一半，帳面資產泰半化為虛無。
暴起暴落的經濟狀況會引發社會問題。原來為了找尋更好的工作機會來到日本的外籍工作者無法一圓衣錦還鄉的美夢，但也沒能完全溶入日本社會；令人費解的殺人事件增加，犯罪年齡降低，高壓的環境與偏差的價值觀造成團塊世代自殺潮、繭居族、高中生援交，奧姆真理教的信徒激增以及後續包括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等案件，也都與當時的社會狀況有關。
《Blue》的前半會看到這類日本社會縮影，後半則會看到大約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裡的社會變化──來自東南亞及中國的外籍勞工增加，面對勞力剝削、性剝削，而且可能會弱弱相殘；人人都可以上網，透過網路隱藏的犯罪行為因而變得普遍。
這些社會現象並未全都塞進《Blue》當中──既然是依附角色發展的故事，選擇適合角色設定的元素置入是比較好的做法──不過葉真中顯使用的元素已經很多，而且在情節的設計上，有兩處相當巧妙。
一是大眾的流行。《Blue》以不同角色的際遇分出多條主線進行，在幾條主線裡會提到角色喜歡的流行歌手或歌曲，還有一個角色的綽號叫「木村拓哉」。這些大眾流行元素可以襯托角色的個性，也可以顯示時代的氛圍──什麼時代就會流行什麼物事，所以從流行的物事可以反過來看出時代特質。而葉真中顯提及《Blue》中最重要的一首歌、偶像團體SMAP的〈世界上唯一的花〉（世界に一つだけの花）時，也指出流行歌曲歌詞中因應時代傳達的正面意義，有時其實也在掩飾該時代的某些無可奈何。
另一則是家庭。
《Blue》當中的兩起案件其實都與家庭有關，同時葉真中顯也利用其他角色家庭狀況做出對照──就算是一般標準的「正常人」或「好人」，也不見得能夠勝任家庭角色賦予的責任，同時指出，「血緣」不一定是共同生活的成員之間相互關愛的條件。事實上，《Blue》裡有三個一起生活的角色，雖然沒有「家庭」之名，但卻是故事裡最像「家庭」的存在。
用「家庭結構」當案件主體是個好選擇。「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位，是具體而微的社會，家庭的集合造就了宏觀社會的基底形貌，而宏觀社會中發生的種種，也會影響家庭內部的境遇。
同時，平成時期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有先前時代傳承下來的某些東西，也會將某些東西交付給下一個時代。透過廣義的「家庭」意義，葉真中顯在《Blue》的結尾也做了這樣的安排。
「Blue」是《Blue》的關鍵角色，書中的主要情節大多與他有關，不過書中並沒有以他為主的敘事線，一如描述某個時代時總將它視為某個客體，但其實自己也與它有關。「Blue」這個角色沒法子代表整個平成時期，《Blue》也不行，它是個關於犯罪的故事，必須揭露和直視社會與人的暗面，其他美好的光鮮的成分，就不一定會在故事裡出現；但葉真中顯的確利用角色各自的生活與想法、面對問題的態度與互動，由人的種種，反映出平成的不同面向。
閱讀《Blue》可以不用想太多，它會是個吸引人的犯罪故事；不過倘若多想一點，它就不只是個犯罪故事，而是一個窺視的缺口、一段時光的切片，裡頭有被濃縮的三十餘年歲月，以及美好與墮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