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電影《墜惡真相》情節，請自行斟酌閱讀
丈夫（父親）、妻子（母親），因意外而失明的十一歲男孩（兒子），以及一隻狗，一起住在山中小屋。一日，兒子帶狗出門散步之後返家，在門口發現父親倒臥在雪中的屍體，大聲叫喊。妻子趕忙下樓探視，打電話叫救護車；救護車半小時候到達，丈夫已然死亡。
現場跡象顯示，丈夫從三樓閣樓墜落，撞擊屋外棚屋後摔至地面。妻子聲稱自己在睡覺，不知事發經過，而外人行凶可能性極小。是故，丈夫墜樓有兩種可能：一、丈夫自行跳樓或意外墜落，或者二、妻子說謊，是她有意或無意將其推落。
電影《墜惡真相》（Anatomie d’une chute）的案件看來相當簡單。但這個故事呈現的，正是即使面對這樣簡明的案件，想要透過司法介入查明事實仍然非常不容易，或者說，這個故事在某方面呈現了調查、推理和審判，在現實當中可能面對的侷限。
這樁案子只有一個可以視為實證的證據，就是棚屋牆上的三道血液噴濺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血液型態分析」近年來已被證明並不可靠，《犯罪手法系列SP─解剖犯罪實驗室》及《法庭上的偽科學》等書都提過相關實例。這不表示利用現場血跡反向推知的各種事發狀況全是錯的，但卻不一定全是對的。《墜惡真相》裡沒拿它正確與否作文章，而是讓檢辯雙方的專家，從同樣的證據推出不同結論──檢方的專家認為妻子刻意重擊並將丈夫推落，辯方專家則傾向丈夫自行墜樓。
除此之外，其他「證據」都非物理實證。
證人在大多數案子裡都不完全可信：人可能說謊，記憶很容易出錯。這案子發生時只有夫妻兩人在家，算得上和現場有關的只有發現屍體的兒子和狗，以及案發當天訪問妻子的女學生，她在案發前就已離開。狗無法說話，兒子看不見，對於自己離家前的所在位置說法前後不一；而當檢察官針對採訪過程裡妻子的情緒反應詢問女學生時，無論答案為何，都已是個人主觀臆測，而非客觀推論。
妻子在婚後曾與其他女性發生性關係，丈夫曾對心理醫師強烈抱怨妻子，丈夫曾與妻子爭吵，妻子供稱事發時她在睡覺、但床舖上方樓層分明播放著震耳欲聾、吵得原在一樓進行的採訪必須中斷的音樂，所以供詞似乎並不合理。這些事實都能夠連結到妻子行凶的推測，但也都連結不到──妻子指出當時的「開放式關係」是因兒子意外之後自己需要另尋情緒支柱，丈夫也知情；丈夫面對自己的心理醫師，自然會傾訴被妻子引發的憎惡；丈夫錄下爭吵的錄音或許另有目的，而且錄音後段的擊打聲響無法確認是何人向誰動手；而假若丈夫工作時總會大聲播放音樂、妻子早已習慣戴著耳機在那樣的環境裡入眠，沒有與這家人長期相處、僅在事發之後才介入的公權力，實在很難認定這樣的供詞必然不合理。
納入考量的事項擴大──諸如妻子跟隨丈夫回家鄉居住可能的怨懟（妻子是德國人，從劇情看來久居倫敦，和丈夫在倫敦相識，後來搬到法國定居）、丈夫自認為兒子與家庭做出的奉獻以及因創作不順而生的忿恨、妻子的創作特色、對丈夫未完成作品當中元素挪用等等，每樁事項也都像與妻子行凶有關，但也都無關。這些事情顯示了兩人相處的困難，但卻無法確切指出其中一方必然因而動了殺意，或另一方想要自我了斷。
尤有甚者，就連介入調查的公權力，有時都沒法子完全按照規矩，得因事制宜。例如因為情況特殊，審判期間兒子和母親仍住在一起，這其實是讓證人和被告有機會串供，於是法院另外加派一名兒福人員陪伴兒子，防止串供情況發生；這名兒福人員說了一句相當有意思的台詞「法律不是任何人的朋友」──法律必須獨立，才能做出適當的判決。
而就算有實證，解讀實證得經過人，僅有推論，做出推論的也是人；在檢辯雙方詰問陳詞的最後，討論出判決的，仍然是人。《墜惡真相》顯出了人的複雜──在現實當中，一個人的情緒時有起伏，對物事的看法時有變化，兩個人的相處不會恆定在某個狀態，對同一件事的反應也不會每回都一樣。所謂判決，其實是法官和陪審團在看過聽過所有經由人做出的解讀和推論之後，決定自己相信當事人在事發的瞬間處於什麼狀態。
這是《墜惡真相》的精采之處。電影有層次地表現出主要角色的複雜面向，戲份最多的妻子大多時候冷靜客觀，但也有情緒潰堤的片刻（或許會有觀眾反倒因此認為她工於心計），兒子在「母親殺害父親／父親自絕性命」兩種可能當中徬徨，戲份不多的丈夫也透過不同角色的說法及回憶畫面建構出彼此矛盾但具有說服力的形象──他對兒子意外失明一事有愧，他對兒子付出關懷但也因此認為自己做出許多犧牲，他看似大方地將自己沒能繼續的創作素材提供給妻子、稱讚妻子對其做出的改編，又在心理諮商及與妻子爭吵時，指控妻子剽竊。
甚至可以想像，這部電影原來的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直譯是「墜落的解剖」，指的除了是對丈夫墜樓一事的各種解析之外，也是對這個角色在人生裡墜落的剖繪。
或者，這個故事，是藉由一次墜落，剖析了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