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蘿拉‧李普曼（Laura Lippman）作品《烈日下的紅髮女子》（Sunburn）時，倘若是喜歡「冷硬派」（Hardboiled）小說的讀者，肯定會從這個故事裡讀到相當明顯的冷硬派架構，喜歡「黑色電影」（flim noir）類型的觀眾，也八成會因而想起幾部經典作品──因為俺就是這樣。
雖然台譯書名讓俺想起那種因曝光過度而曬淡了濃烈色調的海濱照片，但開始閱讀後，腦子裡想到的畫面就是兩部由詹姆斯‧凱恩（James M. Cain）原著小說改編的黑色電影，1944年的《雙重保險》（Double Indemnity）及1946年的《郵差總按兩次鈴》（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
由Carroll John Daly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中葉的美國開啟的冷硬派，經過達許‧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瑞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及凱恩幾位作者的接續，犯罪──無論是組織型的黑幫行動、與上流階級相關的貪汙暗殺，或者是市井小民一時貪念陡生或者為了生存隱忍多時最後爆發的罪行，都反應了當時社會的某個面向。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大量移民湧入美國、美國社會日漸富裕，但即將面對犯罪孳生及經濟崩盤的年代。這些故事少了算計精巧的機關布置，多了善惡兩難的人性掙扎；殺人很多時候，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更好一點，或者，只是為了讓自己繼續生存。
在這些故事裡，常會出現後來被標誌為「致命女郎」（femme fatale）或「蛇蠍美人」的女性；她們大多金髮或紅髮，長相出眾、身材曼妙，懂得利用自身的女性特質吸引、誘惑男性角色，藉由男性角色的行動讓自己獲利。致命女郎不一定都是反派角色，而她們的出現某方面反映了男性作家的焦慮或恐懼，某方面也反映了當時女性在家庭及社經地位的轉變。
《烈日下的紅髮女子》是李普曼2018年的作品，雖然沒有明確寫出時空背景，但看得出來故事發生的時間並不是冷硬派竄生的年代；而這個故事相當自然地使用了冷硬派小說常見的設定，除了顯示女性地位在父權社會中仍未完全平等之外，也有種讓內行人看出門道的趣味。
不過，《烈日下的紅髮女子》優秀之處，並非只有李普曼手法與推理史當中一個清晰類型的對應；就算對冷硬派小說一無所悉，這部小說仍然值得一讀。
男子因故落腳於一個小鎮，遇上在餐館打工的美麗紅髮女子──《烈日下的紅髮女子》伊始的男女主角如此設定，是讓俺想起《郵差總按兩次鈴》的原因。冷硬派讀者幾乎可以從這樣的安排看到那些經典作品的開幕場景，幾乎可以準確地猜測到「男女主角相遇之後會互相眉來眼去、互有好感但也想利用對方或擔心自己被對方利用，兩人會發展出一套可能傷害其他人但對彼此有利的計劃，在計劃當中又可能包含必要時傷害對方以自保的後路」等等後續發展。
《烈日下的紅髮女子》看似真的如此發展，但卻又不然。
在凱恩寫作的年代，居無定所、無票強搭火車四處找工作機會的流浪男子遍布全美，《郵差總按兩次鈴》的男主角就是這樣的人；但現代這種浪跡天涯的打工者不再那麼常見，李普曼筆下的男主角在小鎮出現，並非緣於機運，而是另有任務。
另一方面，李普曼筆下的女主角，也不是因故被困在小鎮、無法展開夢想中美好人生的哀怨美人；一如男主角，她不但初來乍到，而且也有別的祕密。
修改男女主角的設定，不單只是因應《烈日下的紅髮女子》故事背景已非冷硬派經典發生的八、九十年前，繼續閱讀，讀者會逐漸發現：女主角並不是個從小就天生麗質、充滿心機的聰穎利己女子，相反的，她經歷過不幸的境遇，從中慢慢對自身處境產生思考，摸索著擬定修改人生道路的計劃。從某方面看，她似乎悖離了在某些人生階段裡扮演的傳統角色模式，但從另一方面看，她其實仍然盡力嘗試擔負某些責任。
隨著劇情開展，讀者會慢慢理解：《烈日下的紅髮女子》雖然看似挪用了相當明顯的冷硬派小說架構，但推動情節的，並不是夾在道義、欲望、利益和愛情之間試圖前進的男性，而是因為環境因素與人際關係被逼著產生自覺、思索成長，最後轉變、設法掌握自己未來的女性。
這個女性，一如冷硬派小說當中的大多數角色，並不是什麼「完人」；但她雖有「致命女郎」的特質，卻也不是冷硬派小說當中那樣高度功能性、用來左右男性的角色。成為一個類似「致命女郎」的角色，是她在面對充滿惡意的人生經歷中逐步學會自保的選擇，《烈日下的紅髮女子》，其實是女主角掙扎求生的成長史。
有趣的是，李普曼的敘事方式並不會讓人在閱讀時強烈地意識到她刻意聚焦在女性成長上頭。《烈日下的紅髮女子》在不同章節用不同角色的視角敘事，多線進行的同時流暢地推進主線故事，男主角並沒有被描寫得過於淺薄或邊緣，得讀罷全書，仔細思考箇中角色相互傾軋的價值觀，才會明白李普曼真正的重點。
就算不熟冷硬派小說，讀者也可以從《烈日下的紅髮女子》裡讀到許多人性糾葛，以及在人心暗裡萌芽、最後導致罪行發生的惡念，或者發現女主角看似背叛毀信的種種行逕底下，蘊藏著多少父權社會加諸於女性的壓力。而熟悉冷硬派小說的讀者，除了在閱讀當中會充滿辨識出經典元素的驚喜之外，也該想到：當年讀到的那些令人又愛又懼的「致命女郎」，背後或許都有一段沒被寫出來的故事，那些故事的張力，並不比男性角色面對的困境來得遜色。
看似傳統，實則顛覆；讀罷《烈日下的紅髮女子》，俺不禁想像：倘若在八、九十年前，就出現一本像這樣的作品，那麼冷硬派反映出來的社會面向就會更豐富。不過，換個角度想，李普曼的這部作品能在現代出現，反映出來的，或許是人類社會的一點點進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