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悲情城市》裡的主角林文清本來不是聾啞人士。
精準點兒說，林文清並不「啞」。劇中提及，他是八歲時出了意外，耳朵受損，所以聽不見聲音；聽不見聲音，也就不說話了。現實當中的確有這類例子，年幼時因為事故、病變，或先天沒有聽覺的人，就算發聲器官正常，也可能不再說話。
林文清一角會被改寫成聾啞人士，起因是當年劇本完成之後打算找梁朝偉飾演主角，但梁朝偉不會講台語，那時國語也不大行，有天導演侯孝賢心生一計：乾脆就別讓這角色開口了。
這事一直讓俺覺得很有意思。
改變角色設定必須一併修改劇本，例如吳寬榮（吳義芳飾）向林文清介紹朋友時，必須在空中比劃寫字，林文清才會明白眼前的人是誰；劇組也另做準備，拜訪了藝術家陳庭詩，「八歲聽力受損」及「不用手語而使用筆談」的設定，可能是從陳庭詩的經歷來的。
不過，在某些情節裡，還是依稀看得出修改痕跡，例如眾人聚會、談論時局的時候，吳寬美（辛樹芬飾）和林文清沒理會眾人，逕自筆談，但聊的其實是那時房間裡播的唱盤音樂──林文清聽不見，和他聊音樂沒什麼道理。當然，那是吳寬美和林文清開始產生情愫的橋段之一，可以解釋成兩個角色心裡甜滋滋的，聊什麼其實不大重要，而且筆談裡講到音樂的是吳寬美，不是聽障的林文清；只是倘若明白林文清的原始設定，這個橋段會更有說服力──在愛情面前，林文清寧可不理會時事討論，只陪吳寬美聊音樂，而不是因為他本來就聽不見那些討論。
這個設定改變讓俺覺得有意思的原因，在於它本來是因為現實問題產生的折衷做法，結果成為一個巧妙的隱喻。
《悲情城市》被認為是個描寫二二八事件的文本，它在1989年解嚴後兩個月上映，的確是第一部觸及這個議題的電影；但平心而論，它講述的是以林家為主的角色們在那段時期當中的起落遭遇，台灣被國民黨政權接管一直到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及接續而來的整肅行動，大抵被壓在背景當中，沒有正面談論，呈現出來的二二八事件樣貌也不全面。
有人認為《悲情城市》的二二八描述偏頗，有人認為它能上映反映了威權政府的某種施捨姿態（畢竟當時《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尚未廢止，談論政治仍然有其風險）；這些說法都有其根據，但換個角度看，要用任何虛構作品去講述現實事件的全貌本來就不大可能。虛構故事以角色的遭遇為主，從故事裡看到的時局，大多會因此只看得見某個部分；當然，創作者本身的視角也與故事呈現的觀點有關。是故，要以這部電影理解二二八事件的始末，並不適當（反過來說，先對二二八有點概念，會更清楚角色們遇上的是什麼事）──二二八事件甚至不能單以「外省人欺壓本省人」這麼簡單的脈絡理解，背後還牽涉到二戰之後不同國家不同政黨的勢力鬥爭，想要建立比較清晰的觀點，應該閱讀相關研究書籍，例如陳翠蓮教授的《重構二二八》。
而林文清的聾啞設定擺在這個背景裡，產生了奇妙的作用。
林文清聽不見，所以接收訊息的管道受阻，林文清不說話，所以對外溝通的也不方便；他因吳寬榮而結識的知識分子朋友們議論時政時，他雖然在場但不見得真正參加，可是仍然因此受到牽連；他在受到盤問時掙扎地說出全劇中唯一一句台詞，但並未獲得信任（梁朝偉的腔調在此自然地發揮了作用）──這幾乎可以視為那個時代裡台灣人處境的濃縮：訊息接收及傳送不通暢，自身的定位難以自明，但掌權者能夠隨意定義。
俺不確定電影的編導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隱喻，不過這種與原來設定企圖無關結果出現隱喻的創作經驗，俺也遇過──俺的小說「碎夢三部曲」主角有個「能夠閱讀別人記憶、但不能閱讀自己的記憶」的能力，而這主角在故事開始時因列車出軌事故失憶。俺寫第一部《碎夢大道》的初稿時，為他設計這個有點麻煩的能力其實有點諷刺意味，也代表他必須以更實際的方式去尋找自己的過去；過了幾年俺決定置入現實事件、大幅重寫初稿時，才忽然發現，這設定其實也是台灣人對自身歷史的隱喻──「歷史」是一個群體的記憶，我們可以很方便地得知許多國家的歷史，但台灣自身的歷史卻因政治因素而被切得片段破碎；從教育單位開始，有些歷史被假造了，有些歷史則被抹消了。
一如發生在1947年，卻遲至1989年才有一部電影觸及的二二八事件。
《悲情城市》的音樂很好，美術很好，演員無論專業與否，表現也大多稱職，在大銀幕看修復版的觀影體驗相當愉快。它不能代表二二八事件，但它呈現了二二八的某個面向，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俺都認為這部電影具有重要意義。
不要因為看了《悲情城市》就以為理解二二八，但是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起點去認識二二八，因而明瞭電影裡有些情節為什麼會發生，討論某些史實為何隱而未提。這是一部好作品可以提供的思考方向，倘若不這麼做，等於是在沒有外力介入的狀況下自己封閉了耳朵──在那個時代裡，失聰的林文清並未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可以無視現實，在這個時代裡，我們更應當了解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