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夏季限定熱帶水果百匯事件》（夏期限定トロピカルパフェ事件）時，讀到一個意外的設計。
這設計並不是前所未聞，也不算罕見，意外的原因是沒想到它會出現在這樣的故事裡。
不過說起來，讀這本書的系列前作《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春期限定いちごタルト事件）時，也有一處設計有點意外──說「有點」的原因是那處設計從前頭的情節發展大概可以推測得出來，所以並不會真的感到意外；而閱讀時仍覺得「意外」的原因不是看到那個設計出現，而是想起那個設計的出現雖然在意料之內，但放在這樣的故事裡會帶入一種與故事氛圍不很一致、卻巧妙溶合、屬於現實的苦澀滋味。
這兩本書屬於日本推理作家米澤穗信的「小市民」系列，主角是小鳩常悟朗及小佐內由紀（小佐内ゆき）一男一女兩名同年級高中生；在第一部《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的開頭，這兩人剛考進同一所高中，第二部《夏季限定熱帶水果百匯事件》的時空背景，則是兩人高二的暑假，兩本書都是短篇連作，每個短篇大抵會解決該篇發生的事件，不過會有跨度較大的事件持續到每本的最後一個短篇才收尾。
米澤穗信另一個以高中校園為背景的著名系列是「古籍研究社」（古典部）系列，主要角色們面對的大多是生活裡或學校裡出現的「日常之謎」，沒有面對真正觸犯社會法規的犯罪行為；「小市民」系列當中也大多是「日常之謎」──尤其是《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的第一個故事真的是完完全全高校氛圍的東西──但在兩本書的最後，都碰觸到了真實的罪案。
《夏季限定熱帶水果百匯事件》最後那個意外，與「嫁禍」有關。
「嫁禍」在推理小說裡並不少見，只是有時不見得是事件的關鍵。推理小說裡的凶手行凶之後可能會故布疑陣，倘若企圖是讓其他人不會懷疑是自己犯案，那算是誤導偵察方向，但倘若凶手的安排會讓另一個或多個角色成為嫌犯，那除了誤導偵察方向之外，也有了「嫁禍」的意味。這個「嫁禍」可是凶手有意為之，也可能是無心插柳──例如利用時間差替自己製造了不在場證明，結果有另一個倒楣的角色因此有了嫌疑。
不僅反方的凶手可能嫁禍他人，正方的偵探也會這麼幹。電影《針鋒相對》（Insomnia）裡，艾爾‧帕西諾（Al Pacino）飾演的警探Dormer接受內部稽查的原因就是他先前涉嫌假造證據使嫌犯入獄，而且這類案件可能不只一樁。小說《到墳場的車票》（A Ticket to the Boneyard）當中，主角史卡德（Matthew Scudder）也曾利用造假的物證與人證把歹角李歐摩利（James Leo Motley）關進牢裡。
當然，創作者如果安排正方角色嫁禍他人，大抵會給一些「看起來正當」的理由，例如是迫於無奈、為求自保，或者以上述兩個例子來看，是主角很確定那些被他嫁禍的傢伙都是壞蛋、都該入獄，主角做的與其說是「嫁禍」，不如說是在替法律補漏洞、替社會除害蟲。在《到墳場的車票》裡，不只是史卡德知道，連讀者也都知道李歐摩利應該要坐牢，因為作者卜洛克（Lawrence Block）寫出了李歐摩利對女性施虐的過程，正常人讀了都會覺得這混蛋不但應該坐牢，還應該被關到爛掉。
換個角度看，上述兩個故事裡的Dormer和史卡德雖然自認這麼做沒有錯，不過仍然留下了後遺症──Dormer因內部稽查引發自己不願面對的狀況，極諷刺地與主線當中追緝的凶手成了對照組，史卡德則遇上李歐摩利的復仇，還把幾個不相干的人也拖下水。
《夏季限定熱帶水果百匯事件》當中出現的情況稍微複雜一點。
角色甲與角色丙有宿怨，所以做了計劃，利用不知情的角色乙來協助自己──倘若丙不對甲出手，那麼就什麼事都沒有，可是丙一旦對甲出手，那麼丙就會多背一條甲在計劃當中要嫁禍的罪名。也就是說，如果丙決定犯罪，那罪狀就會自動升級，丙除了自己犯的罪之外，還要因自己沒犯的罪而受罰。
對創作者而言，這是另一個「看起來正當」的安排──只要丙安份守己，就不會有事，所以丙會受罰要算是咎由自取；而乙在想通一切之後，甲對乙表示自己這麼做的理由是「想要盡量讓丙遠離自己」，加重罪名就加重刑則，丙被關押得越久，甲就越能安心生活。
可是乙無法接受這種說法。
或者可能是理智層面可以明白，但道德層面無法接受。因為讓丙為了自己沒犯的罪行受罰，就是冤罪。
故事裡創作者可以用各種方式讓讀者同理、甚至贊成這類正方角色的手段，例如寫出明白寫出犯行以及無法訴諸法律的原因，或者將角色處境逼到一個不得不自己設法解決的絕路，不過現實當中的事件，鮮少能夠這麼簡單。嫁禍之罪可能在審理過程當中被釐清；就算沒有，就算那個壞蛋真的很該受罰，也很難認定嫁禍而生的罰則就是壞蛋應當承受的合適處罰（「罪」與「罰」之間要如何才算恰當？這是另一個大哉問啊）。
《夏季限定熱帶水果百匯事件》出現這個嚴肅議題令人意外（尤其是乙並未認同甲的做法），因為這系列故事的調性都蠻輕鬆的；不過這和《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的那個「有點意外」有類似的作用，都在稍稍偏離現實的氛圍當中，點出了「現實」與「虛構」的落差，同時觸發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