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俺對「恐怖」故事都有點吹毛求疵。
說得準確一點，是對「到底怎樣算是『恐怖』？」這事吹毛求疵。
倘若相當寬鬆地把有鬼怪等超自然設定的電影，和沒有超自然設定、但利用懸疑謎團製造驚悚效果的電影，都算成廣義的「恐怖片」，那麼恐怖片裡幾乎必然出現的「Jump Scare」橋段，俺大多覺得並不「恐怖」──不是說俺完全不會對這類橋段產生驚嚇反應，而是這種基於生物自保而生的反應和俺想像中的「恐怖」不大一樣。又或者是撕肉裂骨汁血橫流的特效畫面，俺大多也覺得並不「恐怖」，有時會明白特效人員刻意把畫面做得噁爛黏膩的用心，但俺覺得噁心的感受不見得就很「恐怖」。
俺認為恐怖片裡驚嚇觀眾的技術（或任何類型故事的必要技術，例如科／奇幻設定、推理謎團或武功招式）好不好很重要，而俺也認為這些技術要為故事服務，技術越好就能把故事講得越好；如果技術好但故事不好，那麼整部作品可能是個很好的技術展示場，但不一定是好故事。
是故，恐怖片裡的驚嚇技術好，那很好；但俺希望看到的「恐怖」故事，是故事裡的某些東西要讓俺真的覺得「恐怖」。
「Jump Scare」做得好的話會成功做出某種俺覺得「恐怖」的狀態，不是被驚嚇的瞬間覺得恐怖，而是「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嚇到」這事讓俺覺得恐怖。「Jump Scare」的出現時機有些公式，注意點兒其實就會事先察覺，但倘若導演能夠精準預測大多數觀眾的觀影狀態，就能選擇出乎意料的時機安罝那些橋段，在觀眾以為會被驚嚇時不出手、覺得放心時才突然出招。幾次下來，這種「無法抵擋也無法預知的未知」就會成為一種「恐怖」。
不過這類恐怖片到了後半、恐怖的源頭完全現身時，大多也就不恐怖了──無論是怪物或者惡靈，開始從黑暗中現出全貌之後，可能還是會有驚險刺激的追逐或鬥法，但從「未知」變成可見的「已知」，先前的「恐怖」也就不再出現。
但有些恐怖片給俺的「恐怖」感受會持續到最後。這些電影大多還是有「Jump Scare」及特效，不過真正的恐怖元素，會埋藏在故事內裡。這會是俺比較喜歡的恐怖片。
例如庫伯力克（Stanley Kubrick）版的《鬼店》（The Shining）。
《鬼店》裡滿是鬼魂的飯店理應恐怖，但俺真正覺得恐怖的是庫伯力克塑造出來那個巨大、沉重、無處遁逃的孤獨；這個孤獨透過鏡頭的視角及角色的作為顯出無所不在的壓迫感，同時把主角的精神狀態一路逼出「正常」的臨界值之外，而主角的狀態又會轉而傾壓在妻兒身上。事實上，假若飯店裡沒有鬼，那麼在視覺上或許比較不嚇人，但故事可能因而顯得更恐怖，因為根本沒有一個可以怪罪和對抗的目標。
以這種標準來看，《返校》也是俺蠻喜歡的恐怖片。
《返校》由同名遊戲改編，俺沒有玩過遊戲，不過不妨礙理解電影劇情。故事由軍警倒吊拷問一個穿著卡其軍訓制服的高中男生（魏仲廷，曾敬驊飾）開始，鏡頭接結魏仲廷的旁白轉到「翠華中學」，女學生方芮欣（王淨飾）從趴睡的教室桌上醒來，發現學校變得怪異。
電影的前1/3左右，主要是被困在學校裡的方芮欣和魏仲廷，想要求援及搞清楚學校發生什麼事的經過，多數的「Jump Scare」出現在這個部分；故事在進行當中埋設了一些線索，最初的拷問場景也留下暗示，表示這些怪異與方芮欣和魏仲廷先前的經歷有關。
接下來的情節開始回頭補述角色們先前發生的事，仍有一些「Jump Scare」和特效畫面，但俺覺得驚嚇效果不大，卻滿載哀傷，而哀傷的背後是真正的「恐怖」──因為劇情已經透露，那些嚇人的畫面，是被一個龐大但扭曲體系摧折的結果。
1949年，《台灣省戒嚴令》頒布實施，《返校》的故事設定在戒嚴十三年後的1962年，黨國教育體制穩定成型，高壓極權的社會氛圍成了習慣的生活日常。這款社會氛圍最大的麻煩，是為了符合權力中心認定的單一標準，不但會有官方強力禁止其他思想，連一般人都會因此相互監視；但「單一標準」其實會有極模糊的解釋空間，個人行事是否符合標準，全憑權力當局認定。
這是俺喜歡《返校》的原因──被困在恍如鬼域的學校很恐怖、被怪物追殺很恐怖，但這些將「失去自由」、「被可怕力量迫害」等等具象化成為非現實情節的恐怖，會在劇情開展中逐漸顯出真相，也就是來自極權政體、相當現實的「白色恐怖」。
台灣的戒嚴時期長達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生活在其中的人絕大多數無法逃離，必須與之共存。雖然《台灣省戒嚴令》已於1987年解除，但從個人思想到社會體制受到極大的影響，當時的餘毒在三十餘年後的現在，仍然隨處可見。
這是真正的「恐怖」。
當然，《返校》並非毫無缺點。例如單純想享受超自然之物嚇人場面的觀眾，在面對《返校》的非線性敘事方式、以及中段之後比較偏向心理驚悚的設計之後，可能會覺得這部片不恐怖；但另一方面來說，電影的前1/3已經提供了足夠線索，俺大約已經確定發生了什麼事、以及會如何交代「學校變成異界」這個問題，後續就不大會有驚悚感覺。又例如劇中提到的禁書和可能遭禁的歌曲──包括當時應該譯為《飛鳥集》的印度詩人泰戈爾（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詩選《漂鳥集》（Stray Birds）、日本作家廚川白村（厨川白村）撰寫、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徵》（苦悶の象徴），俄國作家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的《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以及周添旺作詞、鄧雨賢作曲的台語歌曲〈雨夜花〉──如果可以加幾句台詞講一下原因，不但可以讓「白色恐怖」顯得更荒謬，也能顯得更恐怖。
但換個角度看，《返校》的優點除了展現「恐怖」之外，還在對於「白色恐怖」這個主題掌握得很好──某方面來說，或許有點太過用力，不過就俺所知，《返校》遊戲中還有不少民間信仰元素，電影捨棄這個部分，從道具、場景、角色設定和情節轉折都扣住「白色恐怖」的種種象徵，俺認為是個聰明的選擇。
看《返校》之前，俺正好與香港作家陳浩基聊了一下創作和近況，提到大眾作品的優勢，就是能用有娛樂性的內容，親近大眾地讓閱聽者順帶關注嚴肅議題；我們聊的是推理小說，不過恐怖片也是大眾作品的一種；而看了《返校》之後，俺想，或許俺比較喜歡的恐怖片，就是讓閱聽者在享受驚嚇的刺激之後，還能進一步思索「恐怖從何而來」的電影吧。
結局之前，呼應片名《返校》，某個角色在多年後因故重返翠華中學；昔日的中學已經即將拆除，改建成大樓，建案「翠華天地」的大型廣告高高豎起。那一幕雖然讓俺直接想到許多國內關於土地收購、開發、濫建及不當投資等等問題，但俺也明白編導的用意並不在此。戒嚴時期，全國各地都有或多或少因白色恐怖而發生的事件，嶄新大樓可能就是慘案舊址，我們都生活在曾經有人遭極權政體迫害的土地上。
而一如劇情所述，要抵抗這種恐怖，就算無力成為直接的反抗者，最基本的態度，就是正視這種恐怖的存在，不要遺忘。
如此，才終有自由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