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橫山秀夫的《64》，早先的繁體中文譯本加了長長的副標，全書名是《64：史上最凶惡綁架撕票事件》。想起這事，有時會覺得好奇：當年會不會有些讀者，在讀過之後，覺得這個副標有點太過誇張？
當然不是說書裡的綁架撕票事件不「凶惡」──既然寫出「綁架」和「撕票」，表示該事件中不但有被綁架的受害者，而且無論綁匪有否拿到贖金，該事件中被視為「肉票」的受害者都未能獲釋，而是遭到殺害。況且，書中的受害者還是名女童；尋常情況下理應受到保護的兒童成為受害者，會讓罪犯顯得更凶殘陰險。
只是這副標加了個「最」字，不免讓人好奇：這樁綁票案件究竟有何特殊之處？
以受害者的身分而言，其實沒有。書中這樁案件最特殊的地方，或許是發生的時點。
1989年是日本的昭和64年，也是昭和的最後一年。這是迄今為止日本使用過最長的年號，從數字上看來歷經六十四年，事實上只有六十二年多一點，因為它開始於1926年的12月25日，結束在1989年的1月7日。
《64》書中虛構的七歲女童雨宮翔子綁架撕票案件，發生在1989年年初、昭和最後一年的短短七天裡；案件初起受到關注，隨著天皇駕崩、年號改制為「平成」，這樁案件也被擠出民眾的關注焦點之外，而後一直沒能偵破。日本警方以「64」代稱這樁案件，暗含將這樁案件留在昭和時代、沒有帶進平成時代的意義。
故事開始的時候，平成時代進入第14年，也就是2002年，「64」已成為追溯期即將屆滿的陳年舊案。當年曾經參與偵辦的刑警之一三上義信，現在被任命為警局的「公關長」（広報官），負責與警局公關室的同仁一起應付媒體記者。三上與媒體的關係緊繃，同時還面對獨生女兒離家出走的麻煩；警界高層突然傳來消息，說要去慰問受害的雨宮一家，這事需要媒體配合報導，以顯警方在追溯期屆滿前破案的決心，是故三上得修補與媒體的關係，但他未曾聽聞「64」一案有任何新進展。
《64》屬於橫山秀夫創作中的「D縣警系列」（D県警シリーズ），這系列作品先前皆是短篇，主角大多不是直接負責辦案的刑警，而是常人不大會第一時間想到的其他警局成員，例如人事、監察或者會計。橫山秀夫在故事裡聚焦討論的也大多不是刑案偵辦，而是查案過程甚至日常當中，這些角色與「警局／警界」這個組織之間的關係。
這種焦點在《64》裡被放得更大──因為這個故事裡不只有「個人／組織」之間的牽聯，還有「組織／組織」之間的角力。
《64》當中的另一個組織，就是媒體記者。
記者分屬不同媒體，理論上不算是同一個組織；不過日本記者有所謂的「記者俱樂部」，可以糾集記者的力量，與地方警局對話周旋。日本記者清水潔在紀實報導《被殺了三次的女孩》（桶川ストーカー殺人事件：遺言）中提及，不是主流媒體的記者難以進入記者俱樂部，也就不容易獲得警方的資訊；反過來說，記者俱樂部也可能太過仰賴警方資訊，而淪為警方的傳聲筒。
不過《64》中的記者俱樂部並不是這種狀況，在故事開始不久，記者俱樂部就和警局有衝突，原因在於警方不願違反匿名原則，公開一樁事故中的肇事者姓名。警方一則顧及肇事者是名孕婦，這聽起來是個正當理由，但肇事者同時也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因此也有警方替名流掩蓋醜事的疑慮。記者認為警方應該公布，要不要發表由媒體決定，可是警方並不信任媒體會念及肇事者有孕而手下留情。
每個組織都有自己的聚合宗旨，不同組織之間可能產生扞格。警方與媒體理論上在不同領域為民眾服務，但又各有不同盤算──為了規定、為了諸多理由保護當事人，或者為了銷量和收視率。有些時候，類似組織看似有相同目標，但也暗中相互傾軋，例如書中的地方記者與全國性媒體記者。
而個人在組織當中，可以享受到某些因組織而生的優勢，但行事就多了與組織有關的顧慮；換個角度看，組織也可能因為種種因由，反過來對個人做出不公平的對待。例如故事裡三上的女兒離家出走，因為他是個警官，所以全國警察都會替他留意相關消息；但在他得因公面對媒體的時候，高層又會認為「公關知道得越少、越不容易走漏消息」，所以雖是警局的公關長，卻沒能得到足夠資訊，而這麼一來，自然也很難抵擋記者俱樂部的追問。
此外，身處組織當中的個人，也會為組織的形象或名聲隱瞞失誤、推諉責任；而另一方面來說，組織當中的個人行為很可能並不完全為組織著想，而是為自己打算，例如排擠與己不睦的同僚、替自己爭取更好的績效──就算這個組織是為民眾工作的公家單位，這類情況仍會發生。
有些人會透過個人交情消弭組織之間的裂隙，有些人想藉由更進一步的感情連結解決組織之間的問題……種種組織與組織、組織與個人之間的情況，《64》當中都出現了。甚至可以把「家庭」也視為其中的一個組織──三上因公務忙得焦頭爛額，三上的妻子因女兒離家失魂落魄，而三上的妻子在婚前也是警察，「家庭」這個小組織與「警方」這個大組織，其實息息相關。
奇妙的是，在應付於公於私的混亂當中，三上發現自己悄悄地接近了「64」懸案的核心。
《64》在2004年開始連載，2006年結束，連載結束後，橫山秀夫還做了全面修訂，2012年才正式出版。與先前的短篇相較，《64》有更大的篇幅討論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凸顯個人在組織當中的處境，同時沒放過懸案追緝的部分──而且這部分，是的，與「個人／組織」有關──相當精采。
個人在組織中做事有組織的資源，也有組織的限制，這同時代表假設脫離組織、失去資源，也會甩開限制。況且，組織由個人組成，一個組織會做出什麼事、能做到什麼事，其實取決於組織當中的個人做了什麼事。
無論身處組織之中或之外，個人才是真正的重點。
橫山秀夫在受訪時提及，「我想寫的不是社會的重大事件，而是個人的重大事件」，他相信「描寫個人就是在描寫社會」，而他真正想寫的是「受到考驗的人性」。
多面向、巨觀描述群體或時代的好小說不少，但俺大致偏好描寫個人事件的作品──從個人的遭遇可以折射出組織與社會的面貌，組織與社會會影響個人的決定，而個人的決定也會影響組織與社會。
這其實是俺篤信的，小說的重要價值之一。
《64》在2021年重新推出繁體中譯版，拿掉了先前的副標，還原了原來的書名。並不是綁架撕票不凶惡，而是故事要談的並不是這樁惡行，而是存在於這樁惡行的情境當中，角色們的人性反應。
俺認為推理小說是最適合討論人性的類型，《64》是個極優秀的實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