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故事沒有說的事》（Evidence of Things Seen: True Crime in an Era of Reckoning）裡有很多讓人從不同角度思考的報導，其中一篇提及一名「警線記者」，因撰寫許多警方辦案經過而成名；不過這篇報導並不是在描述該名記者如何努力地從警界挖掘資料，或者與警方一起出生入死，相反的，它揭露的是這名記者替警方某些失當行為擦脂抹粉的事實。
「有失公允」自然是大眾普遍認為記者或媒體不該有的態度，「枉顧事實」就更不應該。這本書裡還有其他篇章呈現記者在報導犯罪時遇上的不同情境、不同立場，俺還沒讀完就急急地把它介紹給記者朋友胡慕情──慕情在撰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時遇上相當棘手、沒有前例可循的狀況，俺在她尚未完稿時就聽聞部分，待到讀完全書仍覺得那個狀況相當麻煩。《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講的不只是對案主犯案動機的背景探究，也是「記者」一角在探尋過程中的定位自省，更是報導或書籍出版後想要敘述什麼，或者應當有什麼責任的思索。
電影《帝國浩劫：美國內戰》（Civil War）裡某記者角色認為，記者的任務是記錄現場（以該段情節而言，即是拍下照片），交給閱聽者去思考。在這部電影裡，可以看到記者們可能與不同勢力和平、甚至友好相處，也可能被不同勢力視為敵人、捲入災禍。不過，由Kirsten Dunst飾演的戰地記者主角想做的明顯不只是「把現場情況拍下來、交給閱聽者去思考」，或者說，她希望閱聽者在思考後能夠理解她想傳遞的訊息。可是思想的傳遞永遠有困難，面對面溝通都不見得能夠彼此完全理解，就更別提要透過紀實或虛構作品；記者透過報導與閱聽大眾接觸時如此，受訪者透過採訪與記者接觸時也是如此。
換個角度來說，好的紀實報導的確能夠觸發多元思考──不僅是看到「事件」本身，還能從不同面向探討事發當時的社會情況，以及當事人。
前述的《犯罪故事沒有說的事》即是一例。最近讀完的《壞胚子》（Rogues），又想起這事。
俺先前讀過《壞胚子》作者基夫（Patrick Radden Keefe）的另一部作品《疼痛帝國》（Empire of Pain），相當驚豔。《疼痛帝國》以薩克勒（Sackler）家族三代的發跡過程為主幹，旁涉製藥產業以及止痛藥「疼始康定」（OxyContin）引發的大規模成癮問題，流暢易讀，考證詳細。《壞胚子》不是這種長篇著作，而是基夫曾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發表的專題報導集結；這十二篇報導各自精采，有的與名酒收藏有關，有的是大規模槍擊犯的人生，有的講到黑幫家族的成員挺身揭發自家人的罪案，有的講述一心拯救謀殺犯人免於一死的律師。
篇幅與《疼痛帝國》相較雖然輕短許多，但基夫並沒有簡省查核功夫；在每篇報導裡，都可以讀到他在記述實情的同時，設法取得不同來源的說法（除非常事人拒絕受訪或沒有表達意見）。
《壞胚子》每一篇涉及的領域不同，這篇講的是空難受害者家屬，另一篇講的變成國際軍火掮客；有好幾篇都讓俺印象深刻，尤其是關於布奈特（Mark Burnett）的這一篇。這篇報導從1997年瑞典的真人實境秀《Expedition Robinson》有個參加者自殺講起，連結到布奈特取得該節目的美國製播版權，製作了美國版，重新命名為《我要活下去》（Survivor），成為當紅製作人，然後在製作《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時，將一身缺點的川普（Donald Trump）改頭換面包裝成精明偉大的企業天才，甚至為川普鋪設了走進白宮的紅毯。
俺對「實境秀」這種類型的節目本來就頗有意見，讀這篇時當然興味盎然，除了那些節目的製作內幕之外，更有意思的是，這篇報導幾乎可以視為失意投機商人川普能夠成為美國總統的「前傳」（雖然川普不是報導裡的主角）；而那些以「節目效果」之類理由形塑川普的做法，也幾乎都是日後川普引發各種問題的預示。
印象深刻的另一篇是全書最後關於波登（Anthony Bourdain）的那篇。身為知名作家、節目主持人及廚師，波登製作節目的態度與布奈特和川普成為強烈的對比，對於自己名人身分所抱持的心態也大相逕庭。這篇報導裡寫到波特與當時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如何在越南小吃店拍下那張有名的照片，俺讀波登作品《半生不熟》（Medium Raw）時感受到的內裡矛盾，在基夫冷靜的筆下則更加明顯。
記者也是人，很難沒有自己的主觀好惡，不過基夫寫人時大抵沒有評判，而是透過訪談和資料構築形象，因為這樣的客觀，這些人反倒顯得鮮活、令人好奇；由他們推動、引發的事件，也就有了真實的分量。
這樣的報導所觸發的思考不見得有正確答案，但能讓我們更貼近、了解真實世界以及其中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