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網路上有人提及「杜氏兄弟」案、讀完日本記者清水潔《殺人犯はそこにいる：隠蔽された北関東連続幼女誘拐殺人事件》一書譯稿的兩天後，收到《FIX》韓文譯者的信，說他已經收到《FIX》的韓文譯本，俺忽然有點感慨。
上一本讀的清水潔作品是《被殺了三次的女孩》，講到日本的「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這樁案件發生在1999年，一名女大學生被自己的恐怖情人教唆手下殺害；但在悲劇發生之前，女大學生已經用盡方法試圖分手、求援，並且向警方報案，只是警方並沒有認真對待，甚至在案發之後還發布假消息、帶領媒體風向，塑造出女大學生拜金、愛好名牌、在酒店上班等等形象。是故，女大學生的父親認為，女兒被凶手所殺，然後又被警方和媒體各殺死一次──這是台灣譯本的書名由來。
「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是靠著清水潔的堅持才得以查出真相的，閱讀《被殺了三次的女孩》，除了得知恐怖情人的行徑之外，對於日本的警察體系及媒體生態為何會搞成這樣，也會獲得相當程度的理解。
類似的問題在《殺人犯はそこにいる》仍有──事實上，因為這書裡的案件發生時間比「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更早，所以警方的誤失其實更多；不過閱讀這本書的感覺與前作大不相同的原因，是這本書提到「足利事件」。
「足利事件」發生在1990年5月12日，一名四歲女童失踨，翌日，女童赤裸陳屍在日本栃木縣足利市的河濱，一旁的衣物沾有精液。隔年，曾任娃娃車司機的菅家利和被逮捕，因為自承犯罪及DNA鑑定而被判無期徒刑。菅家入獄後一直強調自己的清白，指出DNA鑑定有誤，但直到2009年，DNA重新鑑定的結果才還菅家清白──他已經因為自己沒犯的案子坐了十七年的牢。
菅家以及辯護律師佐藤博史，在菅家被判無罪之後合著《冤罪：一個冤案被告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控訴》詳述事件始末，讓人發現：即便警方沒有用刑逼供，被當成嫌犯帶進警局問訊的一般人，仍然很可能在情緒壓力及以為「上法庭就能真相大白」的誤解下，經警方的誘導做出自白。此外，科學證據雖然看似堅不可破，但從採樣、分析到解讀，每個環節都有「人」的因素摻雜其中，錯誤永遠可能發生，必須再三確認。
《殺人犯はそこにいる》值得另寫一文來談，令人意外的是，清水潔並不是一開始就想調查菅家是否蒙冤，而是在調查另外一連串案件時，發現「足利事件」牽涉其中，必須先行處理。
2016年俺因綠際會透過當時擔任衛城出版總編輯的莊瑞琳接觸「冤獄平反協會」和「廢死聯盟」，決定以台灣幾樁冤案為題材創作《FIX》的時候，也讀了記錄「足利事件」的《冤罪》，感觸良多。俺選擇寫進《FIX》裡的案件，並沒有涉及DNA鑑定的例子，不過對於「科學證據」的誤判及受刑人的違心自白等等都不罕見。
這類感觸俺沒有明白地放進情節當中──《FIX》的創作伊始，俺就打算用相對輕鬆的故事來「掩飾」這些沉重的真相，希望讀者可以在角色對推理情節的討論和辯證當中獲得閱讀趣味，最後才在〈後記〉裡揭露：這些有問題的推理小說情節，其實在現實裡都是將人打入大牢的關鍵。
《FIX》在2017年出版，2018年售出韓文版權；2019年的前幾個月，俺收到韓文譯者的email──譯者相當細心，為免理解錯誤，仔細地同俺討論其中幾個段落的意思。譯完全書之後，譯者同俺提及：當初《FIX》出版時他就已購入閱讀，後來韓國出版社找他翻譯，一問之下就是這本書，算是個難得的緣份。
俺沒問譯者當初為何對《FIX》有興趣，不過俺認為冤案在每個社會都可能發生，韓國自然也難以避免──事實上，俺最早讀到的冤案紀錄來自美國，在《雖然他們是無辜的》（In Spite of Innocence）這本書裡收錄了美國超過十宗冤案，同時還有令人吃驚的、因冤案致死的整理數據。
最近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所以「杜氏兄弟案」也再度被提及，因為這樁案件發生在中國，嫌犯杜氏父子三人在台灣受審，但中國並沒有提供充分的證據。
中國的司法一向為黨服務、絕不獨立；除了條例的立法程序有問題之外，無法信任中國司法也是「反送中」的原因之一。但在「杜氏兄弟案」裡，台灣法院的審判依據大多來自中國公安的調查結果，其中還有一些仍未釐清的疑點。《FIX》裡有個短篇改編自這樁案件，可惜杜父已在看守所內病逝，兄弟二人則皆已槍決。
極權國家的司法與檢調系統都不值得信任，民主國家的司法與檢調系統也可能出現種種問題，但民主國家的優勢是可以持續改善，反覆驗證，盡量降低出錯的可能，並且盡量修正先前的錯誤。
除此之外，盡量讓每個人都意識到冤案可能存在，或許也能增加警醒──前述的作品多是實案紀錄或報導，只有俺的作品是小說，實案報導自然有這層作用，俺希望小說也能提供一些協助。
《FIX》出版後，有個同事對俺說，他對書裡提到的案件都不熟，不過讀完書之後，每回看到社會案件的新聞，他都會多想一下──其實，這樣的回應，讓俺心懷感激。
有點感慨，因為想起這些。希望這本小說到了韓國，讀者們除了覺得故事有趣之外，這些故事也能在某些讀者心裡，發揮這樣小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