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Bloomsbury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Sarah》的小說，故事以一個沒有名字的男孩口吻敘事，在現實與奇幻之間反覆穿行，描述他奇異古怪的人生──男孩的母親Sarah是個在卡車休息站攬客的妓女，年紀輕輕便生下男孩；皮肉生活很悲慘，但男孩將母親視為偶像，渴望母親的愛，後來甚至開始穿母親的衣服、模倣母親的舉止，成為皮條客手下的雛妓。皮條客用「Cherry Vanilla」當男孩的花名，但男孩接客時，用了母親的名字「Sarah」。
既詩意，又殘酷，而且《Sarah》的情節來自作者JT LeRoy的經歷，是本半自傳體的小說。
《Sarah》成為暢銷書，影響了許多讀者，童年曾有不堪回憶的讀者認為這個故事帶給他們力量，書評認為這本小說不但風格獨特，也觸及包括貧窮及性創傷等多個美國社會議題。作者JT LeRoy的聲勢因而水漲船高，2001年，Bloomsbury出版他的另一本書《The Heart Is Deceitful Above All Things》，這是本短篇合集，部分故事創作早於《Sarah》，也有類似的元素；書名取自《舊約聖經》中的《耶利米書》內容，JT LeRoy名字裡的「J」就是「耶利米」（Jeremiah）的縮寫。
起初JT LeRoy一直沒在公開露臉，透過電子郵件和電話訪問，LeRoy表示自己因為過去的遭遇而有多種心理創傷，不喜歡面對群眾。不過，2001年開始，LeRoy開始出現在公眾場合，戴著假髮及大墨鏡；《Sarah》有了電影改編計劃，找上大導演史匹柏（Steven Shainberg），LeRoy悲慘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似乎已然結束，開始因為創作而邁向更美好的人生。
問題是，JT LeRoy並不是「真的」。
2005年的下半年開始，幾名記者陸續在不同媒體發表報導，指出JT LeRoy其實是個虛構人物。小說真正的作者是名女性，叫Laura Albert，以LeRoy名義受訪的也是她；在公眾場合出現的LeRoy，則是Albert請丈夫Geoffrey Knoop的妹妹Savannah Knoop假扮，在那些時候，Albert會以LeRoy經紀人的身分陪同，說自己的名字叫Speedie。
真相曝光之後，當然會出現一些麻煩；部分書迷覺得自己受騙，這還算是私人情緒方面的問題，牽涉到版權買賣之類的商業行為，可就是直接觸犯法律的情況。電影公司對Albert提出訴訟，指出她以LeRoy名義簽署的合約無效，並且求償；Albert雖然試圖以「LeRoy是筆名」的理由開脫，但仍然敗訴。
簽書可以用筆名、以作者身分參加活動可以用筆名，正式合約可不能用筆名──腦袋清楚的創作者都知道這件事，一如筆名不會放在官方登記的身分證件上，也不能拿去銀行開戶一樣，Albert在法律訴訟中自然站不住腳。
以「JT LeRoy事件」的狀況來說，倘若Albert在與Bloomsbury簽署的出版合約裡用的是LeRoy的名字，那麼該份合約就和後來的電影合約一樣，在法律上是無效的，Albert可能還會面對偽造文書等等詐欺官司；但倘若Albert和Bloomsbury簽約時用的就是自己的名字，那就沒有違法的問題──Albert寫書、Bloomsbury付她版稅。
沒有觸法，理論上創作者每出一本或每寫一個短篇就換一個筆名也無所謂，這對特定筆名的「品牌經營」而言不見得是好事，不過假設作者和出版社都同意，那就沒人管得著。
創作者使用筆名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單純想和真實身分做出區隔，有的是為了避禍──例如《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的作者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這書現在雖然常被視為青少年或奇幻文學，事實上情節多有當時的政治及社會諷刺，史威夫特發表時不但先拿掉一些敏感橋段，也沒放真實姓名；有的創作者在寫不同類型作品或轉換創作風格時會使用不同筆名，以免讀者有既定印象，有的創作者嘛，可能單純為了好玩──寫推理小說的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是兩個作者共用的筆名，他們後來一起用另一個筆名巴納比‧羅斯（Barnaby Ross）發表不同的推理系列，還讓昆恩和羅斯在推理雜誌及報紙上打筆戰。
紀念某人、更貼近自己、響亮好記、玩文字遊戲……創作者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使用筆名，筆名和「發表特定作品的作者」身分是連結在一起的，是故簽書或者以作者身分參與活動，用筆名都沒有問題；Albert的麻煩不是在這些時候使用筆名，而是在進行有法有據的商業活動時使用筆名。
暫且撇開法律層面，Albert聲稱JT LeRoy是她的「替身」，可以讓她創作出無法以真實身分寫出來的作品這事，倒不是沒有道理。
創作者寫故事，尤其是以第一人稱主觀視角寫故事的時候，必須把自己「變成」那個角色，以角色的思考方式及行事準則推進情節，故事讀起來才會有說服力。另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個角色必須「附身」到創作者身上。
但「JT LeRoy」事件牽扯的不只是法律層面的問題，還有讀者情緒的問題。
創作者使用筆名、用和自己完全不同性別、年紀、國籍或職業的角色做第一人稱主觀敘事，讀者都會明白自己讀的是虛構故事；就算本來以為是男性作家寫的故事後來發現作家居然是女的，大概也只會覺得「她還真會寫啊」或者「原來如此所以我才覺得這個主角的想法不大像男的」之類，不會有受騙上當的負面情緒。
可是Ablert把虛構的LeRoy扯進現實世界，讓讀者認為書中的情節就是LeRoy的人生，於是讀者對角色的關懷會轉移到LeRoy身上；Albert找Savannah Knoop扮成LeRoy現身，更加強了這種印象。是故，讀者一旦發現LeRoy不是「真的」，覺得自己被騙的負面感受就會很強烈。
倘若有讀者除了購書之外與LeRoy有其他連結，例如捐錢給LeRoy，然後Albert也收了錢，那麼就會和簽署合約一樣，衍生出相關的法律問題；但是倘若沒有這類連結，那麼讀者再怎麼不高興，也就只是個人情緒，實際上可以做的，最多是把書退給出版社──老實說，退書也不會讓自己變得開心點。
並不是說讀者感受不重要，但LeRoy的真相曝光之後，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抵制或退書行動。這情況其實不難理解：倘若讀者喜歡書、卻不怎麼關心作者，那麼LeRoy是真是假，對讀者而言其實無所謂；倘若讀者因為喜歡書、進而關心作者，那麼就算LeRoy是假的，原來因為「以為情節是真人實事」所引起的震撼可能會稍減，但因閱讀而出現的想法和感動仍然是真的。
《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的作者是笛福（Daniel Defoe），不過最早的版本曾經註明「由魯賓遜本人撰寫」（Written by Robinson Crusoe himself）。這麼做的原因不是笛福想要詐騙，而是在那個多數人還不理解「小說」當中「虛構」概念的時代，試圖讓讀者認為故事是「真的」。中國章回小說裡使用的手法則大多是講到某段情節時來個「有詩為證」，連《西遊記》第一回講到花果山時，都來了個「有詞賦為證」的句子，表示「這事真的發生過哦你看還有人因為這事寫了文章留傳至今」；那些「證明」大多也是作者自己的作品，目的是為了增加故事的真實感。
有了真實感，容易讓讀者同理角色、置入自己的感受，跟隨角色一同面對情節，從中得到娛樂效果，或者不同與自己人生的體悟。無論故事再怎麼「虛構」，這些經由閱讀而來的種種都會真真實實地存在。
史蒂芬‧金曾說，「小說是謊言中的真實」──小說是虛構的，但它傳達的際遇和人性、引發的思索和反省，全是真實的。老金這句還有後半，「而小說中的真實很簡單：魔法是存在的」──小說中的真實就發生在小說的世界裡，那個世界的規則由創作者決定；但讀者的獲得屬於讀者，縱使不會因此習得魔法，也會有其他收獲。
「虛構」是小說的重要特質，就算是標榜「真人實事改編」的小說，讀者也不要照單全收，認定真實事件與小說裡講的一模一樣──這類小說的重點一向不在「真人實事」，而在「改編」。負責任的創作者會因為主題或其他緣由修改刪減拼貼裁切，假若有個作者寫的小說與真實事件完全相同，那麼這就不是「小說」了。
Albert不該做的，是把LeRoy扯進現實世界，無論是簽約還是公開露臉，都會涉及欺詐。
但這不影響《Sarah》對讀者的意義。
Bloomsbury仍持續發行、再版《Sarah》，美國亞瑪遜網站的平均評價有四顆星，少部分讀者提及假造作者的問題，不過無論正評負評，大多針對自己的閱讀感受。《Sarah》封面及亞瑪遜網站上的作者名字仍是JT LeRoy，但作者頁面的照片及姓名，都是Laura Albert。
讀者閱讀作品之後，可能會對作者產生好奇，讀者了解作者生平，可能會對解讀作品有所助益；但閱讀小說最要緊的，其實不在作者，而在讀者與作品之間產生的互動。作者再偉大，小說感動不了讀者，對該讀者而言，在閱讀的那個時點，這小說就不是什麼好作品；而當讀者可以從一部小說裡得到思考的方向、觀察的角度、情感的發洩或自我的省思，那這小說不管作者是誰，對讀者來說都是好作品。
